雷竞技APP官方“建立统一职教专业目录，完善‘职教高考’制度，打通职业教育升学深造渠道，让职业学校的学生在升学方面享有更好机会。”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市旅游学校教师马丹表示，她非常关注畅通职业教育升学通道问题。
在职业教育领域深耕20多年的马丹，致力于职业学校学生成长成才。马丹认为，职业教育是推动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重要一环，要让不同禀赋和需求的学生能够多次选择、多样化成才，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
作为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马丹深感责任重大。两会前夕，马丹走访调研了多所中职学校，发现不少学生、家长对选择中职学校有所顾虑。其中，升学、就业是影响初高中阶段学生及家长选择教育类型的两大因素。
“由于目前中职能够选择的升学途径不多，部分家长和学生对中职学校和专业的认识不足，导致家长与学生对中职教育前景信心不足。”马丹表示。
在专业设置方面，马丹建议，以教育部印发的《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为依据，统一职业教育的专业目录设置，指导中职学生升学报考、求职就业，更好地拓宽中职学生的成长成才空间。
马丹建议，加快完善“职教高考”制度，畅通职业教育升学深造渠道，通过扩大职业本科、应用型本科在“职教高考”中的招生计划，使职业学校的学生在升学方面享有更好的机会。
“中职学校也要加强内涵建设，不断提高办学质量。”马丹表示，要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等教育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通用技能，办“有用”的职业教育。
对于中职教育未来的发展，马丹认为，应改变中职教育单纯面向就业、普通高中单纯追求升学的局面，将“成才”教育与“成人”教育、就业教育与可持续发展、一技之长与全面发展融合起来，为学生提供更多选择机会。
在提升学生认知方面，马丹建议，相关部门应在各个学段开展劳模精神及工匠精神教育，开设职业认知课程，推动中职学校与中小学校联合开展职业启蒙、职业体验、劳动教育等，帮助学生提前了解职业教育学校与专业。
当前，职业教育在我国的发展已经形成规模，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大量有力的人才支撑。作为大众关注的焦点，职业教育毕业生的未来在何处？处于人生选择阶段的考生们，又该如何正确选择？带着这些问题，央广网记者近日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民建浙江省委会副主委、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
职业教育是打开通往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之一。做强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离不开职业教育。
近年来，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大幅增长，中职、高职学校每年为国家培养约1000万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中职、高职学校在人才培养规模上，已分别占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但长期以来受各方面外部因素的影响，“社会地位低”“待遇差”等固有观念导致部分家长对孩子进入职校仍存有顾虑。
“职业教育‘香不香’其实是社会认可度的问题。这取决于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素质‘高不高’。”在郑亚莉看来，破除对于职业教育的这种观念，首要责任在职业院校。作为一名职业院校的校长，她深切体会到，职业教育的使命就是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
首先，努力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对口性。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要契合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需求。职业办学定位要与服务面向、社会需求契合，合理确定办学规模，根据市场变化动态调整专业设置，加快紧缺技能型人才培养，优化人才供给结构。
其次，努力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适配性。人才培养的质量要契合技能人才培养的需要。坚持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优化“双师型”教师队伍，构建基于真实岗位情境的虚拟仿真实验室、实训室，把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引入教育教学实践，不断提升教学质量。
第三，努力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持续性。着眼于学生的长远发展，将职业素养、职业道德、工匠精神培育系统贯穿于教育全过程。学校方面应建立完整的课程体系，并且能够帮助学生掌握一项技能。
第四，努力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发展性。加快建立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根据他们的兴趣和能力为他们定制课程，帮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道路，为职校生的成长搭建立交桥，促进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新修订的职教法已颁布实施，从国家法律层面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只有提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才能获得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走出职教质量低、人才薪酬低的困境。”郑亚莉表示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职业教育迎来了高质量发展的春天。但目前，我国一些人口大市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同时，却面临着技能人才培育‘投入’和‘产出’的落差。”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阜阳市政府副秘书长杨善竑建议，国家层面完善政策，支持人口大市发展职业教育，减少技能人才培育“投入”“产出”的落差。
为何人口大市会出现技能人才培育“投入”“产出”的落差？杨善竑分析，一方面，职业学校、技工院校较普通学校投入较大，群众的职业教育需求迫切，地方财政投入压力较大；另一方面，人口大市往往也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劳务输出大市，许多人才流向了发达地区，新型工业化、城镇化追赶进程中自身用工难以保障。
一是建立补偿机制。参照生态补偿机制，发达地区政府或园区统一组织在人口大市批量招工，可给予当地职业学校、技工院校一定资金补偿，或转移部分适合当地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二是加大投入力度。统筹中央、省政策资金，强化人口大市职业教育金融、财政、土地、信用、就业和收入分配等一揽子激励政策支持。
三是强化师资配备。加大人口大市职业学校教师专业学位研究生定向培养、“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力度，倾斜编制明确用于中、高职学校教师，扩大所在省的高职学校教师编制周转池规模。
四是整合职教资源。支持鼓励各地加强职业教育资源统筹，整合职业学校、技工院校和职业培训等形式的职业教育开展集团化办学；支持鼓励发展较好的职业学校与低效利用的技工院校合并，创办高质量职教学校，确保软硬件资源最大化利用。
五是加快省部共建。在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部省协同推进机制工作中，加大人口大市先行先试力度，通过职业学校关键能力建设、产教融合、职普融通、投入机制、制度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帮助提高职业教育发展质量。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董事长、山东华信工贸集团董事长拜文汇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近十年是职业教育发展最快的十年，我国的职业教育将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要把职业教育做好，产教融合非常关键，产教融合仍是制约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瓶颈。
针对企业参与意愿不平衡、责任约束机制不健全、政策支持保障不到位问题，拜文汇建议构建政府、学校、行业、企业“四位一体”平台予以破解。
“要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根本是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关键是畅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渠道。”拜文汇呼吁积极遴选一批在产教融合方面比较突出的硕博培养单位，为职业本科院校定向培养硕博师资；在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上，尤其是在专业硕士和专业博士的培养上要尽快综合发力，探索贯通培养路径，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
其中，产教融合是一个备受关注的关键词。如何推进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我们来听听代表委员们的观点。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基本办学模式，也是职业教育最突出的办学优势，更是办好职业教育的关键所在。”云南工商学院执行校长李孝轩委员一直很关注职业教育。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发展迅速，成就显著，但不可否认的是，产教‘合而不融’、校企合作不深不实等问题仍然存在。”李孝轩委员告诉记者，“‘校热企冷’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在协同育人过程中，配套政策依然不完善，政、校、行、企权责界限不清晰，政策互通性、教学标准应用性、理实一体互通性和‘课岗赛证’融通性差，合作关系不稳定，体制机制尚未健全。”
李孝轩委员指出，企业未能深度参与修订面向岗位或岗位群的专业标准和课程体系，而现有学科专业集成度、复合度不高，无法满足高端产业与产业高端岗位对更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企业都希望联合培养的学生可以‘为我所用’，但当前实习实训与就业有所脱节，导致企业参与的效益比较低，自然影响了参与积极性。”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办学等方面仍缺乏政策支持，校企合作的激励政策在基层落地过程中有待优化，对校企合作的行为缺乏有效保障和规范等，都是校企合作关系不够稳固的原因。”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委员说。
在李孝轩委员看来，职业院校对校企合作的需求迫切，但如何按照企业需求调整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激励其积极投身职业教育建设，也是一个关键问题。
安徽省阜阳市政府副秘书长杨善竑代表建议，应坚持系统思维，坚持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制度一体化设计，将职业教育与行业升级、产业转型、区域发展深度融合捆绑，将学校积极培养人才与企业行业主动担当紧密结合，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实现良性互动，以解决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匹配度不高的问题。同时，依托龙头企业和高水平高校，建设一批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以“校中厂”“厂中校”等方式共建一批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以此提高职业教育适应性和吸引力。
郑亚莉委员指出，应进一步完善产教融合型企业试点。建议发挥企业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源开发中的重要主体作用，重点支持行业龙头企业或骨干企业深度参与校企合作，鼓励企业与职业院校、普通高校建立人才联合培养机制，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共建专业课程和教材等教学资源，共创实验实训中心和校外实践基地，以培养行业企业发展急需的创新型、应用型人才。
李孝轩委员建议，建立健全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积极完善现有职业院校的建设和监管标准，建立适应职业类型特色和规律的政策体系，特别是探索建立职业教育资金返还机制，通过税收减免、设立职业教育专项资金等财政手段，有效解决参与职业教育的成本分担问题，为企业深度参与校企协同育人提供政策保障。
“鼓励行业企业全面参与教育教学各环节，做实做优做强产业学院，因产办学、因需施教，助推产业需求与学生所学同频共振。”李孝轩委员举例说，云南工商学院的多个二级学院先后与华为、京东等多家企业合作建设了12个产业学院，推动校、行、企联合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制定教学标准、质量监控标准，加快推进实训教材与理论教材深度融合。“目前来说，这种模式较为有效。学校共建的华为网络信息技术学院，不仅引入了企业导师，还将企业教材、管理模式等纳入课程，该学院毕业生年平均就业率达98.12%，其中超九成学生就职于华为或其生态企业。”李孝轩委员说。
10来年前，我作为企业高技能人才代表去技师院校任教时，公司不太支持。”全国两会上，谈到自己身份的转变，安徽省阜阳技师学院汽车工程系副主任贾亮代表说起一段往事。在“两头跑”3年多后终究难以“两全其美”，贾亮辞去公司工作，成为一名专职教师。
技能大师进校园，是我国职业教育深化校企合作的重要途经之一。然而，一线师傅要长期当职业院校的老师，并非易事。两会前夕，在石家庄多所职业院校调研时，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张运凯委员发现，几乎没有来自企业的技能人才能系统性地给学生上课。
“企业以盈利为目的，技能人才上讲台会减少他们的生产时间，企业觉得‘亏’。”湖南省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江天亮代表表示。
过去几年，不少新企业落地湖南湘西州，但当地职业院校学生去企业跟师傅学习的机会并没有显著增加。据江天亮代表了解，一方面因为企业要顾虑设备和学生安全；另一方面，不少用人单位没有明确一线技能人才带实习生的待遇，师傅们也缺乏积极性。
实际上，对于职业院校来说，有着丰富实操经验的一线工匠大师十分稀缺。浙江晨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监督科长韩其芳委员到北京参会的前一天，与嘉兴交通学校签订了新的聘任协议，成为该校客座教授。
此前，韩其芳委员每个周末到平湖技师学院授课，平时如果学校有急需解决的专业难题，他也能及时去现场支招。韩其芳委员介绍，平湖技师学院开设了许多职业院校没有的电缆专业，这方面人才是他所在公司迫切需要的，因此公司很支持他去“兼职”。
“如此贴合的校企合作‘可遇不可求’。”韩其芳委员的讲述让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电火花小组组长王钦峰代表很羡慕。王钦峰代表发现，由于不少职业院校专业、课程设置与企业发展实际不贴合，仅靠技能大师进校园并不能给企业带来入职即可上手的毕业生。“长此以往，企业不愿再做无用功。”王钦峰代表说。
“把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纳入各级产教融合企业名单，有助于推动师傅当老师。”贵州省遵义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系教授邱宁宏代表所在的院系，去年底与当地一家企业联办了“农业大数据人才实训班”，学生直接到生产一线学习。这家公司入选了贵州省产教融合企业名单，享受金融、财政等政策优惠，也担负起了更多培养职业院校学生的责任。
日前，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大力发展面向乡村振兴的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涉农中职教育如何在新时代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等方面发挥更大优势，助力乡村振兴？今年两会期间，民进中央带来了《关于加强涉农中职教育 助力乡村振兴的提案》，提案提到，2021年全国共有中职学校7294所，同口径比上年减少179所，涉农中职教育发展仍面临以下三大困境。
一是涉农中职教育地位和作用未被重视。长期以来，社会普遍存在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很多农村家庭让孩子接受教育很大程度上是想让他们摆脱农民身份，这就导致涉农中职教育在“农业偏见”效应叠加下更加不被重视，缺少群众认可度和社会吸引力，许多中职学校走上了“去农化”道路。
二是涉农中职教育优质资源支持不足。涉农中职教育获得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持较少。中职学校的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大多只能满足基本办学要求，在更新设备、引进新技术方面存在资金困难，直接影响中职教育办学质量，失去了后续发展的基础与动力。
三是涉农中职教育发展模式僵化。中职学校专业设置雷同，缺少对相关职业布局的系统性、专业性规划，培养模式陈旧僵化，涉农专业与涉农产业联系不紧密，与企业需求不匹配，产教融合不深入，与适应地区农村产业发展的培养质量要求存在较大缺口，逐渐缺乏长远发展动力。
首先，明确发展定位，强调服务“三农”的价值取向。加强对涉农中职教育发展政策支持、资金扶持。面向乡村振兴需求明确中职教育定位，建议兼顾就业技能需要和学历提升需求，将涉农中职学校办学定位确定为“服务多元主体职业发展”，满足适龄学生、新型职业农民、返乡创业人员等多元主体职业发展需要。面对乡村振兴战略所需要的庞大受教育群体，指导中职学校根据需求拓宽服务面，将更多成年农民纳入培养体系，制订适当的培训方案和实践计划，加强教学设计，利用多元方式因材施教，帮助他们在短时间内成长为乡村振兴战略所需要的新时代职业农民。
其次，利用教育数字化发展契机促进涉农职业教育跨越式发展。以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为依托，开设全国性涉农职业教育资源子平台，开发、整合数字化教育、培训、就业资源。平台内可含培训需求采集、培训资源、课程资源、效果评估等多项内容，政府部门、教育专家、指导教师、相关企业、学生主体等均可使用，通过数字化打破发展资源局限。中职学校还可以搭建“互联网+职业教育”教室，为使用信息技术困难的农民提供服务。
最后，发挥职业培训作用，合作推进产教融合。指导涉农中职学校利用自身优势，面向农村、农民开发农作物培育、家禽养殖、物流配送、电商直播等就业创业项目，开设短期职业培训班，必要时可将培训班开到田间地头或企业车间，切实满足不同人员的职业技能提升需要。引导中职学校和地方企业、乡村合作建立培训基地，依托当地特色产业和重点项目，定期定点组织学生和返乡农民工等进行产品开发、农产品销售等培训。地方政府支持组建由中职学校、行业协会、企业等多主体参与的校企合作委员会，发挥多主体育人优势，调动行业企业深度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探索形成“学校+企业+乡村”合作育人模式，开发“项目+创新+创业”行动育人载体，延展“校园+庭园+田园”联动育人课堂。
运输是物流的动脉系统。”“运输管理就像乐队的指挥，是对整个运输过程各个环节的合理组织与协调。”……3月1日下午，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现代物流管理专业教授刘智慧走进宁波市北仑职业高级中学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班的课堂，给40名学生上了一节运输管理课。“这是我校与宁职院、当地企业联合打造中高职一体化课程体系后带来的变化。”北仑职高物流专业教师李楠介绍，如今在该校，高职教师进课堂早已成了一种常态，“在高一阶段，我校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专业班每周至少有4个课时由宁职院教师授课”。
近年来，为满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我省各地各校积极尝试“五年一贯制”“3+2分段培养”等多种形式的中高职衔接，并取得了良好成效。但在实际工作中，现行的中高职衔接模式仍存在培养目标模糊、教学标准不一、课程内容重复、管理机制不畅等问题，容易导致人才培养质量不高、效率低下。
中高职衔接，到底该如何传好“接力棒”？去年5月，浙江启动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工作。借此东风，各地各校在探索更有效的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模式上也蹚出了新路子。
以前，不少职业院校在中高职衔接上，仅停留在各自为政、点到为止的状态。往往在学制、升学渠道上有衔接，专业、课程、教学、管理、评价上的衔接却不畅通，甚至有不少高职院校几乎不参与中职学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中职只管送，高职只管收”的现象依然存在。
问题到底出在哪？省教育厅职成教处相关负责人一语道破：中高职衔接不紧密是传统“分段”培养模式下的通病。在传统模式下，前3年办学主体为中职学校，后2年办学主体为高职院校。一方面，两者常常位于不同区域，在教学、管理、师资交流等方面都存在着天然的“硬距离”；另一方面，由于中高职培养目标不统一，课程衔接体系不连贯，行业企业参与不深，师资合作不紧密，两者在深度衔接上也存在着较长的“软距离”，“这也导致在实践中，中高职衔接往往会出现‘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现象”。
推进中高职衔接，必须多方融入，让中职学校、高职院校、行业企业都尝到甜头，实现互补共赢，“在缩短‘软距离’的同时还要克服‘硬距离’”。然而，这在传统“分段”培养模式下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怎么办？浙江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改革提供了一条新路径。
记者发现，自改革启动后，各地各校纷纷通过新建分校区或产业学院等形式，推动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县域，这打破了中高职办学上的时空限制，极大地缩短了“硬距离”。同时，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也激发了企业参与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积极性，为真正实现“从‘分段’培养到一体化培养”的转变提供了可能。“在教学管理中，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中高职衔接应该有别于以往的中高职‘分段’培养，实现中高职的无缝衔接、平稳过渡，真正体现一体化培养，不能有明显的分段痕迹。”杭州市富阳区职业高级中学校长彭哲敏说。
“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关键看教学，教学的核心是课程。”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副所长于丽娟告诉记者，长期以来，中高职一体化在课程设计上缺乏差异性、连贯性、系统性和前瞻性，人才培养目标不够清晰，对新发展阶段需求的课程设置也稍显不足。同时，在具体的教法、内容难度、侧重点、实训安排等方面也缺乏统一的标准，不仅造成了教学资源的浪费，也损害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为此，从2021年6月开始，浙江就全面开启中高职一体化课程改革的“本土化”尝试，着力构建一体设计、递进培养的省级标准。首批共遴选30个量大面广、行业岗位技术含量较高、专业技能训练周期较长、社会需求相对稳定、适合中高职一体化培养的专业先行先试，有16所高职院校参与改革。目前，中高职一体化课程改革的一系列标准重建已基本完成。
基于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改革，各试点学校也在此基础上开展了进一步探索。“构建中高职一体化课程体系，推动人才与岗位精准匹配至关重要，而这离不开行业企业的深度参与。”北仑职高校长邬磊磊说，一年来，学校调研了40余家港口经济特色企业，举办了全国性港口物流、货运代理类职业能力分析会议，并与宁职院、当地企业三方联手完成了“集装箱运输管理与多式联运”等3门极具区域特色的课程标准。
宁波行知中等职业学校则与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打造了“基础—核心—拓展—产教融合”的专业课程，体现了中高职一体和产教融合的思想。其中，基础课程体现专业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核心课程体现专业的核心岗位技能和岗位实践能力；拓展课程由学生自主选择，体现对学生个性化的培养；产教融合课程是学生参与企业的实际工作岗位，由企业导师手把手进行教学。
为推进中高职一体化改革，提升中高职师资合作紧密程度，今年1月，浙江启动中高职一体化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团队由高职院校和中职学校的教师组成，涵盖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实习实训课的校内专任教师和企业兼职教师。
教师是课程实施的主体，做好中高职有效衔接，探索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就必须抓住一体化教师团队建设这个“牛鼻子”。事实上，相比传统模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项目在一体化教师团队建设上拥有天然的优势。“根据人才培养方案，5年的时间内，高职教师将开展常态化下沉教学，实际上课占比会达到40%，这为我校做好师资衔接提供了契机。”邬磊磊介绍，试点启动后，北仑职高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教学团队联手宁职院、当地企业组建了专业研学共同体，通过定期开展联合教研活动、共同开发一体化课程、共同承担课题研究等形式，大力推进中高职一体化教学团队建设。
而在彭哲敏看来，一体化教师团队建设对中高职教师分别提出了新要求：中职教师要着力提升专业能力，以满足一体化课程授课的需要；高职教师则要重视培养“中职思维”，善于根据中职学生的具体学情开展针对性教学。为此，富阳职高正积极探索通过专兼结合的方式解决中高职一体化课程的师资问题。“在前3年储备期，我校计划将从现有师资中遴选部分优秀教师，由中高职院校共同培养、培训，再通过高职院校考核、认定后，担任高职课程的教学。”彭哲敏说。
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紧密、与就业和民生关系最直接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深圳市委市政府始终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牢固树立“没有职业教育现代化就没有产业现代化”的理念，全面对接国家所向、湾区所需、深圳所能，推进深圳职业教育在“率先”上抢先机，在“新路”上勇探索，勇当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职业教育开路先锋，着力培养适应智能时代的技术技能人才，初步形成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深圳模式”。
在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的进程中，深圳既需要高层次的科技人才实施创新驱动，也需要更多高水平的技术技能人才提供基础支撑。
深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对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撑作用，出台《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意见》等多个政策文件，修订《深圳市职业教育校外公共实训基地认定和管理办法》，紧贴城市产业需求，印发《深圳市中-高职教育集团建设方案》，加强中高职一体化协同发展。2020年，教育部启动部省共建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建设，支持深圳建设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市域试点。2022年2月，教育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深圳职业教育高端发展 争创世界一流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举措推动深圳职业教育高端发展。
深圳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郑秀玉介绍，近五年来，全市财政职业教育投入260多亿元，落实职业教育生均拨款制度，高职院校、技工院校和中职学校生均标准分别为2.2万元、2万元和1.7万元，居国内前列。实施中职生免费政策全覆盖，对民办职业院校教师发放长期从教津贴，对每年评选的“鹏城工匠”每人奖励50万元。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券试点，符合条件的给予每人200元至6000元不等的补贴，年均补贴培训约13万人次。
目前，全市有职业院校33所，在校生16.09万人。其中中职学校19所，在校生4.18万人；技工院校11所，在校生4.69万人；高职院校3所，在校生7.22万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双双入选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全市中职学校中有国家示范校5所，省级以上重点校10所，广东省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单位8所。
产教融合“合而不深”、校企合作“校热企冷”是长期困扰职业教育的关键问题，我市职业院校直面难题，勇闯新路，努力打破企业与学校割裂的桎梏，跨越职业与教育脱节的鸿沟，将人才培养的“锚”定在产业最前沿和企业最需要的地方。
为激励企业提供更多更先进的实训实习设备，深圳率先在全国探索“政府出补贴、企业出场地、校企共建共享”建设模式，累计投入资金3.5亿元，建成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19个。联合行业企业建立8个以专业为支撑的紧密型职业教育集团，其中3个入选广东省示范职教集团建设项目，1个入选全国示范职教集团，带动全市上千家知名企业参与到校企合作中。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杨欣斌表示，学校立足深圳高端产业与产业高端，联合头部企业建立特色产业学院，共同开发新行业、新职业、新专业、新课程，形成产业技术变革与教学改革同频共振的良性机制，从而实现在校所学知识、技能与企业岗位需求无缝对接，为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
不仅仅是深职院，深圳各职业院校与华为、平安科技、比亚迪等世界500强或行业龙头企业紧密合作，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和粤港澳大湾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需求，建设一批特色产业学院，对接人工智能、5G、物联网、智能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专业，加大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和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实施“六个共同”，即共同建设高水平专业、共同开发课程标准、共同打造师资团队、共同设立研发中心、共同开发高端认证证书、共同“走出去”，探索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双元”育人模式。2021年7月，国家发改委发文推广深圳创新经验做法中，率先建立“六个共同”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模式，成为面向全国推广的经验做法之一。
深圳职业教育传承特区改革开放的血脉，努力实现“走出去、引进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努力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全球竞争力的人才。近年来，深圳加强职业教育国际平台建设，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成立职业教育计划亚非研究与培训中心、职业教育创新中心，充分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的国际组织体系，推动深圳职业教育教学标准“走出去”，向世界贡献职业教育的“深圳方案”。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利用自身区位优势，加快国际化办学步伐，学校与龙头企业‘抱团’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在7个国家建立了9个海外语言和职业教育培训中心，推动中国的课程标准和人才培养模式走出去。”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校长许建领介绍。
接下来，深圳将按照《教育部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深圳职业教育高端发展 争创世界一流的实施意见》要求，对接国家所向、湾区所需、深圳所能，紧扣职业教育终身性、融通性、开放性等多元化特征，聚焦职业教育体系不健全、产教融合不深入、湾区融合有壁垒等障碍和短板，不折不扣地落实《实施意见》所提出的先行先试改革任务。从深圳自身特色和使命出发，继续探索职教高端发展新模式，构建智能时代职业教育新生态，推进粤港澳职教联动发展，率先打造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深圳样板”，争创世界一流，引领中国职业教育由“工业化”向“智能化”加速迈进，早日建成世界职业教育高地，率先实现职业教育先行示范，为全国和世界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近日，《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2023年工作要点》出炉。我省将加快构建融通融合融汇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切实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适应性和吸引力。
职普融通是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2023年，我省将探索开展职普融通试点，遴选一批有条件的高中阶段学校试办综合高中，在课程实施、学籍管理、考试招生等方面予以支持，并支持普通本科高校开展职普融通试点工作。同时，健全中职、高职、职教本科纵向贯通机制，扩大“湖湘工匠燎原计划”规模，支持办学质量高的专科层次高职院校试点培养职业本科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2019年，教育部公示了首批“双高校”计划拟建单位，被业内称为是中国高职“双一流”，湖南有11所高职院校入围。2023年，我省将做好国家“双高校”终期绩效考核和新一轮国家“双高校”申报筹备工作。同时，出台省“双高校”“双优校”绩效管理办法，促进“双高校”“双优校”建设。
“楚怡”是我省职业教育的重要品牌。2023年，我省将继续推进“楚怡”公办中职学校改扩建工作，验收认定一批“楚怡”文化传承基地、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联盟）等，遴选建设一批“楚怡”教学名师、大师工作室、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等，并实施职业教育“楚怡”重点攻关项目。同时，全面改善职业学校办学条件，新增100所办学条件达标的中职学校。
让“专业群”紧密对接“产业群”。2023年，我省将优化职教专业布局，根据“一核两副三带四区”区域经济格局，优先设置一批服务新兴产业、新兴业态发展的前沿新兴专业，重点发展一批支撑先进制造业等重点领域和重大民生需求的专业。
不仅如此，我省还将推动教育部与省政府建立协同推进机制，出台部省深化产教融合实施方案。搭建产教融合战略平台，重点打造一批区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园区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和市县职教中心。
同时，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学徒制，研究制定工作指南，组织开展试点项目验收；启动实施“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培养更多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技术技能人才。
近日，甘肃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甘肃省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三张清单”》（以下简称《三张清单》），围绕该省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人才需求、产业发展和政策支持，提出了45项具体措施。
在人才需求上，甘肃提出，聚焦职业教育领域自身发展、重点产业发展、科教融汇发展三个方面的人才需求，测算未来3年人才需求数量，提出了培养职业院校名校长、“双师型”教师、职教名匠、产业导师、创业导师、优秀企业家、能工巧匠、技术技能人才、现场工程师、科技服务等各类人才30多万人的需求清单，明确了清单的主要措施和责任部门。
在产业发展上，甘肃明确，围绕全省构建“一核三带”区域发展格局和“强工业”“强科技”行动，推进职业教育“一园三群”建设，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产教融合型城市和企业，对接重点产业实施人才分类培养，对接先进制造业培养现场工程师，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适配性。
在政策支持上，甘肃提出，围绕省域现代职教体系建设、提升办学能力、加强教师队伍、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支持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等五个方面，制定了政策支持清单，进一步营造了职业教育发展的良好环境。
甘肃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张国珍表示，下一步，省教育厅将以深化产教融合为重点、以推动职普融通为关键、以促进科教融汇为新方向，全面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适应性和吸引力。建立健全《三张清单》的落实机制，以“一体两翼”推动职业教育提质升级，以“两个服务”引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将工作重心从“教育”转向“产教”，建设一批示范性实训中心和产教融合实践基地，将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引入教育教学实践，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3月9日,2023年广西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暨产业学院建设现场推进会在广西柳州市召开。广西教育系统干部汇聚一堂,探讨进一步推进产教融合工作,为社会培养适用型人才。
广西教育厅党组副书记黄雄彪表示,职业学校毕业生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新生力量。在加工制造、高速铁路、现代物流、电子商务、旅游服务、养老托幼等快速发展的行业里,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于广西各职业学校毕业生。这些毕业生有力支撑广西产业体系建设。
作为广西工业重镇,柳州市各职业学校专业设置与地方重点产业的匹配度超过90%。柳州市在柳东工业园区重点建设柳州螺蛳粉、智能制造等15个现代产业学院。这些产业学院年均为行业企业输送毕业生近万人,校企联合培养培训生产经营复合应用型人才超过2万人次。
“产业学院是教育与产业领域精准对接的重要桥梁与纽带,也是培养产业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平台与载体。”柳州职业技术学院校长甘金明表示。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瞄准汽车、机械等柳州主导优势产业,以及柳州螺蛳粉等特色产业,建成智能制造产业学院、柳州螺蛳粉产业学院等7个产业学院。
柳州只是广西职业学校推进产教融合的缩影。南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对接南宁市重点产业,建立专业建设的动态调整机制,推动教育链与产业链有效对接。以“现代学徒制”培养为主线,牵头建设“广西民族特色小吃产业学院”“南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京东云电商产业学院”,培育产教融合品牌,打造“校行企”融合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新标杆。
北部湾职业技术学校探索“对接—渗透—交融”培养民族技艺和文化传人模式,与16家陶艺企业开展校企合作,共建大师工作室9个,助推钦州坭兴陶产业发展。
黄雄彪指出,要准确把握中国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政策带来的新机遇,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产业结合最紧密的教育类型,主动与不同教育要素、产业要素和创新要素互动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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